[17] 赵大光、李广宇、龙非：《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中的审查对象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8期。

其三，民法典援引宪法人权条款，也充分昭示了我国民法典作为21世纪的新型民法典具有明显不同于古典民法典的鲜明时代特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对人的全面保护。健康权是一项经多个国际人权公约或宣言所确立的基本人权。

包括：禁止收集和处理敏感信息。（三）个人信息权的规定有明显欠缺 在数字化环境下，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人们对于客体、对于主体间的关系和价值等的看法都发生了修正，人在虚拟社会中的行为可能映射到现实社会的行为模式上。该条规定：1. 每个人有权就其个人信息获得法律保护。人权是由宪法、国际人权公约等公法文件所规定的，其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也就是在国家-个人的纵向关系中发生所谓纵向效力。以法国为例，在Perreau教授于20世纪初提出系统的人格权理论的时候，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和哲学渊源的是1789年《人权宣言》这一宪法文献[20]。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是由民事法官基于人权保护的需要而创立[12]，随后得到了司法解释的确认，最终由《侵权责任法》第22条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而人权既包括非财产性权利，也包括财产性和经济性的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等等。（4）依据宪法的规范内涵。

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应当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强化合法性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过滤机制的功能 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法律，因此，我国绝大多数法律的第1条明确规定：本法依据宪法而制定。我国现行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没有实际获得运行，其主要原因在何处，是否需要改变？换言之，是否应当废除我国现行的制度，转而模仿美国式的司法解释制、德国式的宪法法院制、法国式的宪法委员会制？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我国只能实行现行的合宪性制度，而不可能实行其他的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20日，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据此，在宪法解释体制上，我国采用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解释制。换言之，法院只能依据案件当事人所提出的异议，才能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确定自己的意见。

正因为我国现行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没有获得实际运行，在实践中没有实效性，没有发挥出这一制度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功能，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才明确要求，这一制度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必须在坚持原有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和加强。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审查程序规范化 目前，关于合宪性审查程序是由立法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定的。依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定，在我国，所有的社会主体有权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均有资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

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在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法律以后，宪法的原则、精神、理念及规范内涵已经被法律具体化，而隐含在法律规定之中。法国之所以未采纳欧洲其他国家所保留的普通法律案件当事人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向宪法法院启动合宪性审查的做法，其主要原因是认为，欧洲其他国家这一做法的缺陷是，由于启动主体资格和条件过宽，使得案件太多，宪法法院根本无力审结当年启动的案件，因日积月累，宪法法院只能审理七、八年前的案件，致使宪法法院的审查活动丧失了现实功能。赋予案件当事人质疑法律规范违反宪法的资格，是作为当事人的救济权利而设定的，因此，其资格只限于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一制度被俗称为宪法的牙齿。

德国型之抽象原则审查、法国型之预防性审查和抽象原则审查，其直接目的均在于保障宪法秩序，但实际上达到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客观效果。在这些工作任务之外，由其进行具体的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确难堪重负。

在各国违宪审查体制下，凡是拥有宪法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均具有宪法解释权，凡是拥有宪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均拥有宪法监督权，两者在主体上是同一的。目前实际上是由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合宪性审查工作。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但是，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行以来，甚至于2000年立法法通过以来，这一制度并未达到预期的状态。利害关系应当包括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及结果上的利害关系。美国型的司法审查、德国型的具体案件审查和宪法诉愿、法国型的具体案件审查、台湾地区的类似德国型的宪法诉愿均是如此。

即如果存在法律规范时先适用法律规范进行判断，在没有法律规范或者适用法律规范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时，才适用宪法规范。笔者认为，此一程序完全可以参照司法程序进行设计。

宪法委员会专门协助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工作，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可以集中精力专司其职，同时又保证了宪法的统一性。如宪法解释草案是否应当公开征求意见、审议过程是否需要三读等，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也没有作出规定。

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是由法院依据宪法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德国式和法国式的宪法法院制、宪法委员会制是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外另行设立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由其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依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抽象审查，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案件审查，需要具体区分。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换言之，当事人只有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之后，认为法院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违反了宪法，才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在适用违宪之中，又区分完全违宪、确认违宪但有效等。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在同级国家机关之上设定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违宪审查 宪法委员会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十九大 。

但是我们从2004年备案审查专门机构成立以来，通过沟通协商、督促制宪机关纠正的法规、司法解释累计有上百件，所以这个制度是发挥了实实在在功效的。法院在当事人对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提出的异议并予以认同，或者自身认为作为该案件裁判依据的法律规范存在合宪性疑义时，先裁定中止诉讼，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

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以公民身份启动的案例。任何一个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都有可能遇到上述情形，因此，应当赋予所有的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资格。

法律依据宪法而制定，在法律制定以后，宪法的理念、基本原则、规范内涵隐含在法律之中，法律的适用实际上意味着是宪法的适用。在选择适用法律规范时，案件当事人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而向法院提出异议，或者审理案件的法院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如果直接适用该法律规范作出裁判，则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宪法权利时，法院有必要向拥有违宪审查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对象 目前，关于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是分散规定在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之中。除此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即使认为法律规范可能与宪法相抵触，也不得向法院提出异议。

这一点应当在《宪法解释程序法》作出明确的规定。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

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赋予案件当事人质疑法律规范违反宪法的资格，是作为当事人的救济权利而设定的，因此，其资格只限于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而根据欧洲其他国家的统计，事实上，在公民个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案件中只有大约5%的部分才能实际进入宪法法院的实质审查阶段。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5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